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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胚胎不能成为继承标的吗

2014-12-17

摘要:近日,宜兴市人民法院就“胚胎继承案”作出一审判决,这一全国首例的冷冻胚胎继承纠纷案立即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短短数日,广大法律工作者不仅围绕冷冻胚胎到底属“人”还是属“物”展开了热烈讨论,还对该案所凸显的我国现行法律的盲点发表了各自的看法。笔者建议我国尽早出台人工生殖的相关法律,明确胚胎的法律属性、性质、保管与相关使用方法,将人工生殖的许可、管理及监督更好地纳入法治轨道。

关键词:继承、胚胎、代孕、保管

宜兴一对双独年轻夫妻不幸发生车祸身亡,由于未曾生育,小两口生前曾做过试管婴儿,在南京鼓楼医院留下的冷冻胚胎,如今成了双方父母****的希望。双方老人多次和鼓楼医院交涉,希望取得胚胎,但被拒绝。为争夺冷冻胚胎的继承权,双方老人最终对簿公堂,并技巧性地追加拒绝交出胚胎的鼓楼医院为第三人。三方就冷冻胚胎是否能作为继承法的客体展开激烈辩论。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五日,宜兴市人民法院对这起备受关注的中国首例冷冻胚胎继承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沈某某、邵某某(男方父母)的诉讼请求。

笔者无意对本案的判决作出评判,仅拟对该案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冷冻胚胎应是继承法上的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1、公民的收入;2、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3、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4、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5、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6、公民的着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7、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我国继承法所认定的继承权的客体,仅是被继承人的遗留的财产或财产权利。《继承法》第三条采用列举式的方式,虽然有助于我们清晰的把握遗产的范围,但严格来说,“凡依法可以转移的财产或财产权利均可为继承权的客体”[1]

在宜兴冷冻胚胎继承案(以下简称本案)中,第三人鼓楼医院代理律师认为,冷冻胚胎不具有民法上“物”的属性,不是财产。《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辅助生育技术规范》均明确认为冷冻胚胎是介于人与物之间的过渡品,处于既不属于人也不属于物的地位。该代理律师以《人类辅助生育管理办法》第3条第2款“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这也就意味着冷冻胚胎不允许转让、流转——为依据否认冷冻胚胎的财产属性。法院在判决中采纳了该观点,认定冷冻胚胎并不是民法上的“物”,不可以被继承。

回顾《人类辅助生育管理办法》第3条第2款,深入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仅仅是从法律上否定了冷冻胚胎的流通性。那么,法律否定了某物的流通性,是否等同于否定了其财产属性呢?不一定。我们不妨举三个例子:

其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保障农户生活需要而拨给农户建造各种房屋而使用的宅基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各省市宅基地管理办法、条例的规定,农户拥有使用权,不得买卖、出租和非法转让。但宅基地本身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所有,是所有权对应的指向。而所有权制度的宗旨是在于“定纷止争”,即确定财产在法律上的归属[2]。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所有权的主体是财产所有人和非所有人,它的客体是物。因此,在所有权制度上,不得、或是限制流通的宅基地就是一种特殊的财产,并完全具有财产属性。其二、文化部、商务部于二○○九年六月四日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管理工作的通知》(文市发〔200920号)****明确了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的适用范围,同时对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的使用范围做出了严格规定:不得用以支付、购买实物产品或兑换其他企业的任何产品和服务[3]。但实践中大量的案例与判决(刑事案件居多)均对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的予以认可和保护。其三、对于与人体分离的血液,《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对其明确作出了“无偿献血的血液必须用于临床,不得买卖。血站、医疗机构不得将无偿献血的血液出售给单采血浆站或者血液制品生产单位。”的规定,而根据《血液制品管理条例》的精神,又认定血液具有财产属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否定了流通属性,并不能从法律上和逻辑上否定其财产属性。

由此不难看出,在法律上不能或限制流通的某物,并不一定同时否定了其财产属性。

我国《物权法》对物的特征有四点归纳:1、非人格性;2、有体物;3、可支配性;4、独立性。对于非人格性,物权法有相对的例外,即与人体分离,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如与人体分离的器官、牙齿、骨骼、血液等。我国****民法学家梁慧星在其《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认为,人类自然的器官、血液、骨髓、组织、精子、卵子等在以不违背公共秩序的前提下可以作为物,或者成为民事权利的客体。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郭明瑞也认为,继承立法应采取列举式与排除式相结合的方式规定遗产范围,明确规定所有权、用益担保物权、占有、股权、知识产权、债权等的可继承性;承认一切非专属性权利义务均为遗产。民法学家王利民对上述观点也予以认可。对于冷冻胚胎,虽然属于特殊的物,有发展为生命的可能,但是,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张驰认为,生物意义上的生命与法律意义上的生命是有区别的。因为法律意义上的生命是基于出生,而生物意义上的生命可包括精子、卵子和胚胎等孕育生命开始的各种物质体,但这些只是成为法律上生命的可能,并非生命本身,充其量是含有未来生命特征的特殊之物。既然胚胎是“物”不是人,那么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它就可由当事人自己使用或通过适当的方式授予他人使用,如捐赠给医院作为教学科研使用,或由其继承人继承后予以保管,或者在科学技术可行的前提下尝试试管婴儿。这些做法都不违背公序良俗,亦符合情理[4]

因此,结合上述三个例子,从物权法出发,仅仅从不可转让性上即否定胚胎的“物”属性,进而否定胚胎的可被继承性,存在法理上的逻辑问题。

二、冷冻胚胎的归属

既然不能从否定流通性上否定其财产属性,那么,冷冻胚胎就应当是民法上的“物”,应该成为继承的标的物。而目前的现状是,无论是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辅助生育技术规范》,还是根据《民法通则》及《继承法》,国家相关法律对冷冻胚胎的归属均未做出明确的界定。那么接下来不言而喻地要讨论的就是冷冻胚胎的归属问题,即在其上是否存在所有权?若存在,物上相关权利到底由谁行使?

(一)冷冻胚胎是不是无主物

冷冻胚胎作为民法上的“物”,其物上是否有所有权,应当是这一环节首先讨论的问题。只有排除了“无主物”,则无论是对于医院,还是原被告双方,才能有争论的现实意义。无主物是没有所有人或者所有人不明的物,如抛弃物等。无主物中,所有人不明的物,是指无法明确所有人,而不是指讼争之物[5]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规定,“不育夫妇对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过程中获得的配子、胚胎拥有其选择处理方式的权利”。马克思认为,物权关系实际上是以对物的占有为媒介而在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6]。因此,该法已经明确,对于冷冻胚胎的处置权和监管权,其物上有所有权,其权利指向的行使者,天然地是死者夫妇。

(二)医院对冷冻胚胎的权利义务是什么

因为冷冻胚胎的所有人不幸死亡,所以医院一直以该冷冻胚胎的持有者、处分者的姿态,高傲地、不由分辩地,凭着与死者夫妇签订的《胚胎和囊胚冷冻、解冻及移植知情同意书》,坚定地宣示着它对冷冻胚胎的控制权。而实质上——医院本身也承认——医院与死者夫妇签订实际上是一个“保管合同”[7]

首先,所谓保管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的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结合该法第三百七十六条“寄存人可以随时领取保管物”的规定,保管物的最终归属,即医院应当履行的义务早已确定——返还。其次,保管合同以物品的保管为目的,其标的是提供服务,即提供寄存人托付的物品的保管服务的行为,而不是管理行为。因此,保管人不能对保管物进行加工、改造、利用;除非当事人双方另有约定,否则保管人不得对保管物行使除保管权外的其他权利。再次,根据保管物所有权是否转移为标准,保管合同分为一般保管合同和消费保管合同。本案中,医院出具的各项证据,以及其代理人的辩护,均证明了医院与死者夫妇签订的协议为一般保管合同,即所有权不转移给保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二条的规定,保管人负有不得使用保管物的义务。

根据上述分析,医院对于冷冻胚胎控制权,是基于保管合同而产生,也应当限制于保管合同的范围。因该合同的主体——提供保管物的夫妇已经死亡,且医院否认死者父母对于该保管物上权利的继受,那么,该保管合同在期限届满后,医院基于保管合同而衍生的对于该胚胎的一切权利,均归于无形。

(三)冷冻胚胎的权利主体是死者还是其继承人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首先从国家相关法律出发,否定了国家对冷冻胚胎的管理,接着发掘了胚胎的物上所有权,否定了其作为“无主物”的可能性,又根据保管合同的相关性质,理性的判断了医院对于冷冻胚胎的权利来源及最终去向,其权利主体既然不是医院,那就应该是胚胎的提供者;而提供者已经死亡,胚胎又不应成为无主财产,那么结论很明显,冷冻胚胎的权利自然应当指向其继承人。

三、冷冻胚胎作为继承法意义上的财产可以继承

    通过上述论证,冷冻胚胎的权利指向已经很明确,那么,它到底能否被继承?对此,医院和法院都有自己的理由。

    (一)医院理由的不合理性

    本案中,第三人医院拒绝原告诉求的理由很简单:1胚胎的意义在于孕育生命,死者夫妇去医院也是为了生育孩子,而取回冷冻胚胎的****流向就是代孕。但是代孕行为违反了卫生部关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的规定;2、原告方作为个人不具有处置和监管胚胎的条件。根据《人类辅助生育技术规范》等文件要求,处置和监管冷冻胚胎必须有相应的医疗资质以及人员、场所、设备等条件,如:胚胎必须在零下196的液氮条件下保存,如果没有这个温度条件,胚胎就没有活性。

先谈代孕问题。代孕行为为我国明文禁止,但是见诸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该办法调整的是医疗机构的行为,并非公民的个人行为。《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实施代孕技术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纵观我国《刑法》及其他相关法律,对个人实施代孕行为的处罚并无明确界定,因此,在我国目前的法制环境下,代孕行为违反的是行政部门的相关规定而非法律法规,所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违法。本案第三人鼓楼医院以调整自身行为规范的准则调整公民个体的行为,显然放大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的调整对象。再者,权责应该统一, 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职权,实际上是赋予行政机关的义务和责任,行政机关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和行动依法履行其职责,擅自放弃、不履行其法定职责违法、不当行使其职权,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代孕是个人行为,个人对于其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没有赋予医院这一事业法人对代孕行为的监督管理权,医院也就不承担对代孕行为的监督管理责任。况且,胚胎虽大多为生育目的,但非****目的。因此,在原告一再强调并非代孕时,医院仍以“理论上胚胎****的价值就是孕育生命”为由抗辩,一方面是对原告意图的主观恶意臆测,另一方面也有权力滥用之嫌。

再谈保管问题。医院一方面提出保管冷冻胚胎的种种苛刻条件,另一方面却提供了医院与死者夫妇签订的《胚胎和囊胚冷冻、解冻及移植知情同意书》,上面约定“冷冻胚胎保存期限为一年,****费用为三个月,如果继续冷冻,每半年要交一次费用,如果超过保存期之后,夫妻双方同意丢弃,则医院予以丢弃”,医院认为,“这个保存期早已过了,按照这个同意书的规定,医院是要丢弃的,但是考虑到这个案子存在,还在承担费用保存,不会轻易地丢弃它的”。也就是说,如果法院的一审判决成立,或法院二审维持原判,那么,在保管方医院看来,这个案子就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将超过保存期且未交费的冷冻胚胎丢弃,不光是医院的理性选择,也符合其与当事人夫妇签订的《同意书》的相关约定(医院拒绝原告取回胚胎的请求,已经从事实上否定了原告的支配权,进而已经事实的否定了原告续交保管费的资格)。但是,正如原告诉求,在医院留下的冷冻胚胎,是双方父母****的希望,是精神的寄托。双方父母作为个人,虽无条件独立保管,但接受继承后,他们可以委托其他有资质的医院代为保管,并作为保管物的合法所有权人按时交纳保管费用,这一点并非难事,也并不违反公序良俗和相关其他法律法规。

    两者结合,不难发现,无论是代孕问题还是保管问题——正如报道中原告所说 “是我的我为什么不能拿走?至于我拿走去干吗是我的事情,我如果犯了法,有国家的法律处理我。”——最终都由原告自己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冷冻胚胎归属问题并不需要医院忧心忡忡。医院应当根据与死者夫妇签订的保管合同,一方面负责冷冻胚胎的保管,另一方面有针对性的对该胚胎进行管理,而不是一味地以此为凭,彰显权力。

(二)法院裁决理由的不合理性

宜兴法院认为,受精胚胎具有发展为生命的潜能,是含有未来生命特征的特殊之物,不能像一般之物一样任意转让或继承,故其不能成为继承的标的。可以看出,法院并没有否认冷冻胚胎的“物”的属性,相反,承认了冷冻胚胎是民法上的“物”,只是是特定的物。与此同时,法院认为,夫妻双方对冷冻胚胎权利的行使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即必须符合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不违背社会伦理和道德,并且必须以生育为目的,不能捐赠、买卖胚胎等[8]。因冷冻胚胎具有生命的可能性,故法院以冷冻胚胎的特殊性和生育目的的实现为由否定了冷冻胚胎成为继承标的的可能性。

在此,先不论涉案的已故夫妻是否符合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案情显示双方均无子女),从法律上看,《人类辅助生育管理办法》第3条第2款并没有说胚胎是一个不可以继承的物或者客体,《继承法》对冷冻胚胎是否可以继承也未作规定;从法理上看,罗伯斯庇尔认为,法律的制定是为了保证每一个人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法律的力量仅限于禁止每一个人损害别人的权利,而不是禁止他行使自己的权利[9]。马克思也认为,“法律在人的生活即自由的生活面前是退缩的”、“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10]。在司法实践中,“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是我们应当遵守的一般法理原则。因此,法官以胚胎的特殊性为依据,以“自由心证”为主要逻辑方法,在承认冷冻胚胎的财产属性的和法无明文规定的前提下,违背法理而推导出的“胚胎不可继承”的结论,无令人信服的理由。

(三)冷冻胚胎作为继承标的对当事人的现实价值和未来的期待价值

根据2013年人口学家的预计,中国汉族失****庭未来将达到一千万,他们年龄大都在50开外,疾病或意外却让他们遭遇独子夭折的厄运。在经历了“老来丧子”的人生大悲之后,已失去再生育的能力,只能独自承担养老压力和精神空虚。对于这四位失独老人来说,冷冻胚胎不光是民间意义上的“香火”,更多地可能还是一种精神寄托,即所谓的睹物思人吧。在国外,比如美国已有数十年的代孕历史,代孕在相关法律的帮助下已产业化发展。尽管目前代孕违背我国法理的公序良俗原则,但未来代孕在我国也可能成为合法手段,胚胎的保存至少在理论上存在“活”下去的可能。根据医院与死者夫妇的约定,期限过了医院就可以抛弃,如果抛弃这****的“希望”,那原告在理论上可能性也将不复存在,“希望”将彻底落空,这也正是不能由本案中作为第三人的医院保管的理由。倘若若干年后,我国将代孕合法化并规范化,双方失独老人当年力争而得以保存的胚胎,亦能绽放出生命的火花。这与医院机械的丢弃相比,于情于法,均更为合理。

总之,法作为规范,其内容是抽象的、概括的、定型的,制定出来之后就有一定的稳定性[11]。众所周知,社会是不断发展与变化的,但法律的变化与发展是被动的、滞后的。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法律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法律的制定依据社会现状,而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新事物的不断出现必然导致法律的滞后,因此法律的相对滞后性与僵化性是必然的。本案所折射出的胚胎在法律地位上的“尴尬”,不但是滞后的法律与现实的冲突,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这也提醒我们,我国应尽早出台人工生殖的相关法律,明确胚胎的法律属性和性质、保管与相关使用方法,并尽快完善相关伦理依据和社会认可度,将人工生殖的许可、管理及监督更好地纳入法治轨道。我们知道,无论是“许霆案”对盗窃的定义还是“胚胎案”对继承权客体的全新解释,立法的完善与发展,也正是在这不断地碰撞中前行的。



[1] 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911页。

[2] 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页。

[3]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784548/12216829.htm?fr=aladdin

[4] http://www.yixing.gov.cn/default.php?mod=article&do=detail&tid=429837

[5] http://baike.baidu.com/view/2381202.htm?fr=aladdin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7] 对于保管物的范围,我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对此未作限制,因此,无论是何种物,均可以成为保管合同的标的。

[8] 《扬子晚报》2014516A3版。

[9]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3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172页。

[11]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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